校党委书记
文化自觉与高水平大学建设
文化自觉是在文化实践、文化创造和文化反思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自
一、全球化境遇下的文化冲突与大学文化自觉
进入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已成为当代人所面对的重要生存境遇。全球化虽然起源于经济领域，并首先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但早已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过程，与其他社会历史过程一样，既是一个客观的必然进程，也是人的主体营造过程；既非人的随心之所为，也不像自然过程那样自发行进，它总是在一定的价值主体推动下，以某种价值为其向度的。质言之，任何一种全球化的实践或理论都必定是负载着某种价值、某种文化。[1]
自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以来，东西方文明关系及世界未来文化图景就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悖论：在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人类文化是趋于一体化、同质化，还是趋于多元化、分裂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还是文化认同的机遇？各种文化的冲突是此长彼消，还是走向共存共荣？而在当下，全球的文化冲突已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人类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文化霸权主义者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科技优势，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具有全世界的普适性，应该统治全球。与之相对“文化割据主义”者也不甘示弱，认为自己的文化绝对优越，禁止讨论其可能存在的缺点，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唯恐受到污染，采取隔绝和孤立政策、畏惧新的发展、压制不同意见，扼杀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无所不用其极地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旧日的一统天下。
大学作为保存、传播和创新知识的机构，随着知识荷载的价值不断垒砌，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文明冲突的先锋领地。各种文明以知识为载体在这里聚集、交汇和对话。在这个舞台上，各文明主体之间话语权力的分配已经超出了人们对文明的差异性存在事实的判断。西方文明以其拥有的经济效用、强势知识成为了舞台上的主角，而那些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文明形态则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边缘化，或干脆被挤出舞台。世界文明的舞台上角色出现了强势和弱势的分野，不断上演着达尔文式的同化演变和异化纷争。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走上这个舞台，则必须具有与舞台上文明国家沟通的基础，那便是体现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因处于国际知识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而可能沦为后殖民化工具的过程中，必须有所作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全球化所激发的、各民族国家在教育领域抗拒单一性、保持民族性的理性回应。针对后殖民化的过程中隐蔽的文化入侵，大学文化自觉的回归、提升与实践，便成为了理所当然的路径选择。
从高等教育的历时性考察，各国大学发展同源不同流，蕴含着共同的源头——西欧的中世纪大学。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交流日益广泛，各国、各大学都积极谋求建立大致可以比较、相互认同、便于交流的大学制度，来适应和促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潮流。这客观上为大学自觉理解所触及的多元文化，并在其间确立自身的位置，与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显所长、共同发展的基本秩序创设了外部条件。
从高等教育的共时性观照，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各国大学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环境，孕育着一个民族最为丰厚的文化积淀，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转化和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并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过往、现实和发展趋向有着较为明晰的体悟和感知，对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新型文化的培育、重构有着较为浓烈的自主意识和行动使命。因此，大学应当也能够成为文化自觉最高、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场所。另外，文化自觉并不单纯是个体的自觉，只有当它从个体转化为群体、民族文化自觉的时候，才能引领社会前进，才能形成支撑民族复兴繁荣的新的先进文化体系，而大学因其特征正是完成这个转化的关键。
二、大学文化自觉的使命与指向
文化自觉不只是“号召性的语汇”和静态的阐释，而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内容和时代价值指向，是一个富于实践意向的概念，它既强调各类人群对其所属文化及其他文化进行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深刻反思，也充满着进行文化改造和创新的行动意志。大学的文化自觉包含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重新解读，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赋予的具有时代性的创新和扬弃，也包含着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借鉴和批判，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思考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国大学不仅自身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还要成为社会文化自觉的先驱。坚持文化创新，推动文化融合，引领社会文化发展，自觉地站立在追求知识和美德的前列，真正成为先进文化的创造者。
1、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查尔斯·艾略特曾说过：“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从本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而不能从他国移植过来”。[2]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强势文化(未必是先进文化)对弱势文化(未必不是先进文化)造成巨大压力的背景下，大学必须为保护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而努力。正如德国学者赫尔穆特·施密特所说:“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的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大学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主要源泉……不能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和价值继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3]
大学文化自觉表现在文化发展观念上，要树立科学发展观，自觉承担推进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一是自觉担负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清理、批判、传播的责任。文化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继承是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前提，而断层最终会导致文化失去根基而灭亡。大学是文化传承系统的引领者，要以“大学人”的责任去挽救被“社会人”断层的文化环节，保持从历史到现在的文化延续性。二是自觉担负起对社会文化系统的预测、修复、综合、完善的责任。当社会发展出现某些文化需求却得不到满足时，文化结构的失衡就会显现。大学应当把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思考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要提倡跨学科的研究和综合，推动不同学科的学者加强交流对话，共同担负起社会文化系统的预测、修复、综合、完善的责任。然而，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传递。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大学本身的历史演进，“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连接和传衍中会发生变异，会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4]大学文化自觉还突出地表现在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引领社会文化进步的作用上。由于大学具有总体上的文化自觉品质，决定了大学文化建设有趋向占领先进文化前沿，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特征。
2、多元文化的吐纳与整合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冲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态势，文化整合也在社会进程中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所谓文化整合，就是把各种分散的、孤立的、甚至冲突的文化价值力量整合为一种凝结着人类整体利益、整体价值理想的力量，是一种文化实践的合力，是一种全方位的、立体化的整合过程。当今民族文化的振兴和繁荣，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不可能的。大学要放眼人类文明，着眼于本国实践对理论的需要满足和科学技术的需求满足，自觉担负起对外来文化的鉴别、选择、消化、创新的责任。
首先，应关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整合。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卷进了大交流、大融合的浪潮，无论东方或西方，在全球化的社会大变动中都面临着文明重构的任务。民族文化只有在时间上与现代化相对接，在空间上与全球化相关联，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一过程中，大学必须自觉承担起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沟通桥梁的职责，实现好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整合。
其次，应涉足个体文化与群类文化的整合。全球化把工业文明制造出来的大众消费文化和异化劳动带到全世界，整齐划一的大众审美标准和口味被推销到每个角落的人群中，越来越多的人被纳入到异化劳动之中，变成失去丰富个性的单面人，造成了对人的个性发展的压抑。与此同时，新的生产关系的生长尤其是古典私有制革命性的变革，在世界范围内催生了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这种类文明的文化观念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为个体文化的发展开拓了无限的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实现个体文化与类文化的整合不仅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且有助于真正实现不同民族文化的跨世纪整合。大学应从培养“完整的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积极推进个体文化与群体文化的自觉与融合。
同时，应善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整合。
三、以文化自觉引领和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
当前，建设高水平大学已成为我国全面推进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我国大学在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传统职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之外，还要进一步扩展大学的文化引领职能，自觉担当起文化的传承创新者的时代重任，以文化自觉的意识和担当，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之路，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全新的中国大学范式。
1、研究挖掘中华文化传统，传承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它们是维系我们国人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然而，若没有人们有意识、自觉地体认，这种民族文化会成为存在于人们生活之外的没有现实活力的东西。大学应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优势，通过深入研究挖掘使传统文化焕发出应有的光彩。而这种研究应是继承与发展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对传统文化充分体认的基础上，开掘其“活”的灵魂并将其置于开放的现代社会中，通过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而实现新的发展。文化即人化，要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实际上就是要培养具有该民族文化特性的人，而这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大学的重要职能。一所大学，只有让培养的人具有中国人的意识，才称得上是中国的大学。有中国人的意识，意味着他能够认同自己的文化根基，能够意识到自己文化的特殊性；有中国人的意识，更意味他对民族文化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对保存与发展民族文化有神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并在此基础上锤炼和养成真正的民族精神 。
2、树立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相融合的理念，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关于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关系，杨叔子院士指出:“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而没有科学的人文也是残缺的人文”，“一个伟大的大家的出现，必定是科学与人文的高度统一”，否则就是“半个人”，就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6]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富有前瞻性的思维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价值观，使学生在拥有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正确对待社会、对待自然、对待人类自身。这就要求更新大学的办学理念，努力摒弃办学中的功利主义倾向，树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新理念。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要积极构建有利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学科、专业结构和课程体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真正融合。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应突破学科门类简单相加的模式，向实现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与自然科学课程的紧密结合、深度融合转变，以使不同科类的学生共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形成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最终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当前，大学人文教育大多停留在认知层面，但人文知识不等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养成需要通过受教育者的“内化”，即把各种人文知识和通过各种文化实践所获得的认识、感受充分吸收、升华，化为大学生个体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可以滋养“素质”，获得提升。
3、加快知识创新，拓展文化载体的深度与广度
大学作为多类型的知识、多样化的人才集聚的综合体,具有从知识冲突与碰撞到知识整合与结集、实现知识创新的天然优势。围绕着知识创新，世界各国都在加紧推进大学创新发展战略，高等教育被赋予创新生力军的使命。美国开展了“创新美国计划”，英国设立了“科学与创新投资计划”，俄罗斯开发了创新性大学评审标准。我国大学要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必须在提升办学质量和知识创新能力上实现新的跨越，把加快知识创新作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核心源泉，把观念创新——创新人才培养——创新能力建设——制度创新这条主线始终贯穿于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应立足国家创新体系的需要，结合学校的学科特色、传统优势和区域特点，制定出具有战略高度和学校特色的科技创新规划，注意集中优势资源和形成鲜明特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战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做出贡献。应充分利用学科门类齐全、人才众多、学术氛围浓厚的优势，积极参与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形成原创性成果，追求科学发现，推动科学发展；通过具有长远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奠定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的同时，还应通过积极承担地方科技攻关项目，建设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连接企业与大学的成果转化基地，在大学科技创新、区域经济发展、地方科技进步、社区文化建设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大学在区域科技创新方面的整合、带动与辐射效应。
4、实施国际化开放办学，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
社会发展史表明，一种文化或教育如果长期处于保守、封闭状态，不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它必然会失去活力，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因此，摒弃或克服那种本国的、本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倡导超越国境的相互理解和以正义、公正、和谐等为原则的国际主义显得尤为必要。落实到高等教育层面，就是要努力培养造就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活动能力、了解异国文化环境、拥有国际知识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积极推动多种形式的国内外科研和学术交往，不断提升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国际化办学的核心要义是拓展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促进不同文明、文化和种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对别的种族和文化形成认同、宽容和理解的心态。当今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对自己的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如哈佛、耶鲁等大学开设的“核心课程”、斯坦福大学的“文化、思想、价值(VIC)”课程、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文明课程”等都直接服务于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又有不少世界一流大学直接把多元文化思想渗透到整个学校的教育思想中，或者把多元文化和跨文化课程落实到多数院系或学科内部。这就为学生了解本国和他国的文化、历史、种族、经济等打开了一扇窗口，从而促进了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了解。这对我国建设真正迈向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不无启示。
参考文献：
[1]鲁洁．应对全球化：提升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
[2]转引自[美]理查德·诺顿·史密斯．哈佛世纪[M]．程方平等译，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27）。
[3][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柴方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2）。
[4]刘梦溪．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276）。
[5]张岱年文集[M]．第1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57）。
[6]杨叔子．科学离不开人文[N]．科技日报，2003－07－08，（4）